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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魏凤楼:我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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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0 14:42: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资料】魏凤楼:我的自述转自:公众号: 魏风楼  柴大官人文字屋
编者按:魏凤楼(1896—1987)是原西北军著名将领,曾任冯玉祥部第三军军长,参加过北伐战争。1937年底,由彭雪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1945年8月,在淮阳柳林率部起义,后任豫东纵队司令员,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分区司令员,北京军管会接管部副部长等职,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突出贡献。建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曾任河南省政协常委。这份自述是他在“文革”期间口述,由杨楚南(文中提到的杨春芙的女儿)记录整理的。
1896年,我生于西华县魏营村一个贫农家庭,无房无地,我爷爷逃荒死在外乡。我八、九岁时,父亲在县城里盐店街给一个姓张的财主家做饭。全家住在一间磨房里。全家人经常没饭吃,有一次我记得有两、三天家里揭不开锅,后来不知我母亲从哪儿借了点钱,叫我去买点锅盔,全家充饥。我饿得很,就先掰了一点吃,回家后,挨了母亲骂。10多岁的时候,我就下地拾柴。那时哪里上得起学?后来看到当兵的能吃饱饭,想着,在家也没法活下去,不如当兵。    1913年冯玉祥在郾城一带招兵,听说冯玉祥的军队不错,我就当了冯玉祥的兵,那时我才18岁。当兵后,队伍开到了京津之间的廊房练兵。 1917年,张勋复辟,我跟着队伍攻打张勋。同年末,部队到南京浦口时,我被提升为副班长。以后跟着队伍到过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等地,我又由副班长升到班长、排长。到陕西,队伍编成第十一师,冯玉祥为师长,我调到卫队团任连长。1922年,我们队伍同张作霖、赵倜打仗。而后吴佩孚要解散我们这个队伍,经张绍曾说合,才算保存下来,调到北京南苑。 1924年,曹锟、吴佩孚又和张作霖打仗,这时我任营长。接着打李景林、张宗昌。当时局势危险,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奉命带领手枪团100余人3天打了两个交手仗。有一次和敌人打仗,我们埋伏起来,为了更好地发挥手枪近距离的作战威力,待敌人距我们只有数步时才开枪射击,打得敌人难于招架,伤亡七、八百人,败阵逃跑。这两次交手仗都是关键性的战斗,我方从不利走向胜利,扭转了局势。这时冯玉祥的大刀队成立了,我也在大刀队里。在一次追击敌人战斗中,大刀队全体官兵追击10余里,出其不意,打垮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冯玉祥的大刀队从此闻名于世。这次战役结束后,我晋升为团长。1925年在张家口时,冯的部队来了几十位苏联专家,他们对手枪团很注意。1926年,我随冯玉祥一起去苏联参观,参加了莫斯科红场检阅。在那里,我看到了苏联人民地位的变化,人民受到了政府的关怀、爱护,比我国的制度优越,思想颇受感动。自己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走什么路才能救中国?参观后,苏联又派军队送我们回国。不久,冯在五原将我提升为旅长。此时,部队中已有苏联的总顾问乌斯马诺夫和中国共产党员刘伯坚等在做冯玉祥的工作。1926年,9月17日响应北伐,在五原誓师,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东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在彰德府(今安阳)和敌人血战一月余,我师3个旅,加上韩复榘两个旅,一鼓作气打垮了敌人,这是决定性的战役,为北伐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战役结束后,我们部队在郑州附近整顿。这时,孙连仲部在甘肃,因马廷骧、马宗英等部叛变,局势紧张,又派我去那里帮助打马廷骧、马宗英,使局面转败为胜。北伐胜利后,队伍进行“编遣”,全国整编100个师,我师整编为第二十三师,驻许昌。1929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闹分裂了,我师被冯改编为第三军,我任军长。蒋、冯战争结束,冯玉祥失败,队伍退到山西。 在太原见了冯,向他汇报了情况并提出建议未被采纳,我又不愿投蒋,即将队伍交给冯,就到北平住闲去了。1930年,在北平期间,我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接触。记得当时有两个学生叫李军和崔划璞的,我们经常交谈。他们向我介绍秘密购买的进步书刊。看了这些书刊,自己很受启发,认识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对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却在北平过着花天酒地生活将国事置之脑后的人极为不满。这时,我和童玉振两人去天津见吉鸿昌、南汉宸,住在南汉宸家,和他们谈了心,了解到吉的思想也有了变化,他对蒋极为不满。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对付蒋,比如出钞票来对付蒋的法币等。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冯玉祥到张家口。冯派我去和柯庆施、张慕陶接触。柯的意见是让我回河南。他说,要利用我在河南的影响,组织抗日队伍。我接受任务回到河南后,秘密串联组织队伍。当时许昌有一个团长叫崔老虎的,他愿意跟我干。我在西华、扶沟两县组织了一部分人,加起来大约有两、三千人。1933年5月,抗日同盟军成立,吉鸿昌给我打电报,说战局很紧,要我回天津。我没有带队伍,先到了张家口。到了那里,我一看局势不对,又想去见吉时,他已到康保去了。不久冯被迫下野。我准备返回北平,有人送信,说不能经过西直门,那里有特务。我便转大同、雁门关、石家庄绕道回到了北平。听说我在河南组织的那支队伍已打开了柘城县,国民党政府正在通缉我,说拿住我是10万元的奖赏。我无法存身,在北平改姓王。后我去泰 山找冯玉祥,将我准备重新拉起来再干的想法告诉了冯,他不同意,我便在泰山住了一两年。这时,党派路耀林同志与我联系,他告诉我家乡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后来胡晓初同志也去了,我给他安排了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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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凤楼传奇小说封面 1937年,“七·七”事变,我离开了泰山,回到西华不到一个星期,刘峙下令通缉我。我得知后,到了西华县乡下黄营村,与共产党员沈东平接触。后来彭雪枫到了西华,他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这是1937年底或1938年初的事。当我回到西华县时,我将带回来的子弹、炸弹等军用物品全交给了党。在那个时候,这些东西有钱也是买不到的。
  1938年日本进攻台儿庄时,党组织决定西华县成立4个区。每区成立一个团,我在一区,胡晓初在二区,屈申亭在三区,候香山在四区。日本人向西攻,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当时扶沟境内乱得很,成立了许多名堂的队伍。党决定让我去当扶沟县长,维持那个混乱局面。我到县里先解散了常备队,又重新组编了队伍。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开办了干训班。干训班的负责人是党派去的,记得有王少庸、王青峰、李均等人,学员有400多人,一切费用均由我负责。局势平稳后,党组织又叫我到鹿邑去了。  1938年9月份,我到鹿邑县任县长。组织上派张爱萍、林士笑等同志来到鹿邑。张爱萍的行政职务是参谋长兼干训班主任。有一次,张爱萍同志对我说,他要在队伍中发展组织。我说,可以。彭雪枫到睢县、杞县与吴芝圃会合前到了西华。他的人很少,我帮助他增加了200多人。彭、吴会合后,到鹿邑试量集时,被红枪会包围。彭派人告诉我,我即带队伍去解了围。把他们安排到白马驿,我供给吃穿用,总是先他们后自己的队伍。那时许遇芝同志是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后从延安来了一部分同志,彭、吴留了一部分,送到鹿邑一部分,我也送过干部到延安去学习。记得有两批,其中有李子木、赵清景、施德生、张明义等。以后彭、吴去开辟豫皖苏边区了。   1939年春鹿邑第二次沦陷,队伍撤到县南。这时张爱萍同志已调走,组织上又派尹景顺同志到我部工作。由他和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联系,将我的队伍编为第1战区游击第一纵队,我任司令,尹任副司令。后组织上又派了白树屏来我部,我派他去洛阳任我部驻洛办事处主任。当时我部队中共产党员很多,因为我和他们没有横的关系,很多我都不清楚。第一战区第一纵队成立后,我继续在豫东一带活动。比较大点的战斗有睢县马路口的伏击战,连夜击歼敌人;牛王谷堆战斗,进行了六、七个小时,很激烈,敌人伤亡很大。此外,还有高蔡战斗等。在攻开封之前,上级叫我率领队伍拆毁开封以东的铁路,打了日伪的两个据点。攻第二个据点时,不幸我的左腿受了重伤。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队伍调到黄泛西,我被抬到许昌治疗,部队驻西华县休整。这时,卫立煌要见我,将我抬去,到郑州见了孙桐萱,又到洛阳见了卫立煌。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即派参谋长郭寄峤送我到洛阳南郊的关帝冢军医院治疗近两个月。然后我回到了部队驻地临汝。第一战区派人对我的部队进行了点验。记得有一次卫立煌给新四军彭雪枫部队3马车军火,彭部派人去拉,特务发现了,追这3辆马车。马车行到临汝,到我那里说明了情况,我让他们换上我队伍的军服,掩护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那时彭雪枫部队去延安的人大都经过我那儿,我给他们安排食宿,走时送路费。队伍在临汝住有3个月,又开到偃师、巩县守黄河河防,后又参加了中条山战役。日本人进攻中条山时,国民党的正规军有二三十万人。国民党准备断送我,不供给我任何东西,但却按正规军使用我,哪能顶得住,结果一仗下来,失败了,只冲出五、六百人,绕道陕西韩城、潼关,回到洛阳又到临汝休整。这时我又重建了第二团,2000多人,以后到偃师、巩县和广武再守河防时,又充实了一团。没有枪,我用扒铁路的钢轨和兵工厂盖房用的钢筋自己造枪,成立了机械所,有100多人,一个月能出百余支步枪。有了枪又成立了第三团,用自造枪支武装起来。1942年冬洛阳办事处白树屏被逮捕了,队伍中干部思想很紧张,怕国民党来解决这个队伍,因为这个队伍的性质更清楚了。敌人说我部队中有共产党,对我也怀疑了。这时,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对我进行了帮助和掩护,不然国民党就将我收拾了。1944年春,国民党将我调到离洛阳更近的陕县张茅一带守河防,改归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指挥。接防刚一个月,日本军队分两路攻打陕州,一路从洛阳西进,一路从山西突然袭击过黄河攻打。日本人从我和高树勋部队接合处突过黄河。高要我协助,我给守河防的二团团长彭国政4次电话,叫他守住,他没守住。这时胡宗南的一个团一见日本人来就跑了。我看我的队伍不行,就撤到东南40多里的山区。接着第二天高树勋也撤了,我遇见了他,他说:“各奔前程吧。”过了几天,彭国政的第二团也撤回来了。我感到队伍再往西去,国民党一定要消灭我,因胡宗南的队伍把守潼关,他最反对我,我不能再跟着别的队伍往西走了。我将队伍撤到南山,准备东进。心想,只要过了洛阳,我就有办法,因那里群众基础好,可以站得住脚。在东进的第一天夜里,通过了日本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到了夹子河,没有安置住,我就带人到山上察看队伍安置情况。还没有走上山坡,我部的参谋主任王以武带着两个日本人和一个翻译来找我。我向周围一看,日本兵已将我的部队四面包围了。日本人要我派人去谈判,我也不知要谈什么,为了拖延一下时间,以便待机突围,便和尹景湖商量,派个参谋长去了。当时我想,队伍行军一夜都累了,不能打,再说,我知道自造的武器火力不强,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想只有自杀,我无论如何,坚决不跟日本人干,能突出去还是突出去。张茅这个镇子虽不大,却是往东去的咽喉。我派人去张茅侦察,并没有发现敌人,我准备通过张茅向东逃。我亲自到了张茅,刚刚到达,敌人将我逮捕了。这一下,一切想法都落空了。日本人要我缴械。我说,我现在成了俘虏了,无任何权力。以后他们怎样收的枪,我就不知道了。我看日本人想叫我为他们工作,我就给他们谈:如果你们想编我的部队,我归孙良诚如何?我想,等将部队归孙良诚后再往外拉就容易多了。日本人同意我去找孙良诚并派了一个日本人跟我到开封去,见到了孙良诚。孙同意我在他那里,不过他说,得同日本人商量。第二天他对我说,日本人不同意。我只好回张茅。临行前孙良诚给了我个翻译,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的地下党员。拉到孙部再拉出去的想法也落空了。日本人又把我弄到了太原,将我安置到旅馆,稍停又把我带到了特务机关。第二天又将我送回了旅馆。我对日本人说:我已残废了,没有用处了,愿意回家当老百姓。后来日本人同意我回家去,并给我5000元路费。这时尹景湖还在,我送给他2000元。我的伤复发了,又到开封治好后,回西华黄坟北三、四里的一个村子,解甲为民。以后,张岚峰(日伪军司令)从商丘给我来信,请我到他那里去,他想叫我还带队伍。我想,农村也呆不下去,我就先答应张,然后再走下一步棋。我对张说,西华乱得很,我不如留在西华维持治安。张同意了。我即到西华东北的柳林组织武装,这个地区和解放区相邻,不久,党派杨木林现名叶本瑞(淮阳北关人)等同志和我联系。因当时环境不同,我对杨木林同志又不了解,只说了一般的话。当队伍组织到几百人时,党又派杨春芙同志和我联系。她将党的意图告诉了我。我说,看现在情况,我还有力量组织队伍,我要带着人回解放区,否则内心不安。经过半年时间,我组织了3个团,1个独立营,大约3800多人。张岚峰一看我的队伍扩大了。要给我编师,我没有同意。我从跟张岚峰起,没有对新四军放过一枪。记得有一次在柳林北,张岚峰一个营同新四军打仗,我听见枪声,也带队去了,正巧新四军退到我驻的柳林,下边人请示打不打,我说,你打谁呀?让新四军安全撤回齐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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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党组织又派杨春芙同志和我联系。我说,回去我没有别的要求,请求党组织恢复我的特别党员。不久冀鲁豫边区敌工部副部长魏克仁同志代表党组织通知我,党已同意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商量好行动计划,即将全部人马带到解放区。党组织了很多部队和群众,敲锣打鼓欢迎我们。我心里很激动。第二天见了王幼平同志,我说,我在陕州失败了,心里很惭愧。他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王幼平同志问我要什么东西否?还问我要什么待遇、级别?我说,我已回来了,党有吃的我也有吃的就行了,我什么也不要。这次,王幼平同志给战士们讲了话。把队伍编成豫东纵队,各团都派了党代表。记得苗九瑞是一团 政委,魏克仁是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队伍到濮阳去整训。我到大军区开会,魏克仁同志和我一同去了,在邯郸见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领导同志。他们对我讲:我们见了高树勋,都称他为总司令,见你就称同志了。他们要调我到大军区工作,我说我在家乡一带熟悉,还是到豫东去吧。我回去以后,军队开到曹州(即菏泽县),围攻国民党的杜书。我们将杜书的部队歼灭后,嘉祥县里的会道门又乱起来了,组织上叫我去做工作,因为这些人在过去大部分都认识我。我将党的政策向他们交代清楚后,他们都放心了,局势很快稳定了。这时,自卫战争开始了。我配合七纵队打下了砀山。国民党的新五军开过来了,烧杀抢夺很厉害,我们打退了新五军。队伍又到曹州休整。党准备开辟豫皖苏边区,党委任张国华同志为军区司令员,吴芝圃为政委,我是副司令员兼二军分区司令员,我的任务是带豫东纵队去开辟豫皖苏边区第二军分区。  1946年在开辟第二军分区时打了几仗。界首是河南和安徽交界地,是个重镇,这里有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界首一仗,我们把敌人消灭了。后又到鹿邑、太和县包围敌人,我到前沿查看敌情,布置了兵力,经过激战,俘虏了敌二、三百人,把营长、副营长都俘虏了。我们做好了俘虏工作,体现了党的政策。再一次是七纵队的伤兵在郸城被弄走100多人,我带领队伍在虎头岗截了下来。因我区是拉锯形势,我将伤兵交一分区。正当我到军区开会之际,队伍在太康县南的老冢和敌人的交警七支队打起来了,这支队伍是特务武装,他们的特点是装备好,狡猾凶狠。敌人是两个营并有几股民团。我从军区回去时,已打得很凶了。我和军区独立旅旅长金绍山到阵地,我一看虽然敌人也打得很凶,但已有逃跑的迹象了。我说,敌人要跑,叫金快调队伍。我派一营去截击,消灭了二、三百人,缴获了卡宾、汤姆等六、七十支枪。  另外一次,是槐店战斗。我带队配合独立旅在周口北寨,把撤到周口的交警七支队全部消灭了,彻底除了一患。这时,有人给我说,蒋介石想拉拢我,给我河南省主席。他们在鹿邑、西华、淮阳等地派的都有人。在军区开会时,我将此情况向张国华、吴芝圃、王幼平等同志作了汇报。不久,我的伤口复发了,王幼平同志让我到华北治伤。我和李先念同志一块过陇海路到华北,到了留守处。当时晋冀豫和晋察冀两个军区合并到了石家庄,我到石家庄医院治伤,在那里见到薄一波同志。伤愈出院,他让我到大军区所在地的平山县,见了滕代远同志。不久,组织上让我到华北党校学习去了。党校分两个班,我是参加地委以上的干部班学习的。北平、天津解放后,我被分到北京来了。接管北平是叶剑英同志总负责,我任军委军政物资接管部副部长,6个月结束了全部工作。我感到自己老了,要求搞农业,总部同意了。    1949年末,让我到天津芦台农场大约一年多,因抗美援朝需要橡胶,我到了华南垦殖局机务处任处长,主要是搞机器。垦殖局长是叶剑英同志兼任。这时正赶上评级,我被定为行政十级。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啥级都行,只要能吃饭就行了。在这儿搞了一年多,将树种上以后,人员都转农业了。因我患高血压,肢体麻木,1952年初回到北京,基本上就没有再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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